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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导致定放两难、案件审理陷于僵局。

若侵权行为涉及信息主体与普通型信息处理者的关系，应适用民法上的侵权责任制度。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客观法，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前提，而客观法又被加以价值化处理，被视为与客观价值秩序同义的概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导路径的转换是多此一举。客观法与主观权利间的包含关系在宪法上比较明晰。出于对个人信息公共性的强调，既有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往往对同意权的地位不予承认。在法律领域中，一个人的义务总是以他人的权利为缘由。[41]当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回归至作为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权利形态时，国家保护义务模式强调个人信息基本权的目的性及国家义务的从属性，此种模式属于权利保护模式。

在单一衔接义务中，国家义务具有创制性，通过立法创制双方私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国家义务的主要内容。所谓客观意义的法（Recht）是指由国家适用的法原则的总体、生活的法秩序，所谓主观意义的法是对抽象规则加以具体化而形成的个人的具体权利。(57)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89页。

法律适用需要以法律解释为中介，其中的要义也是借助法律解释以建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条的互相指示和同一关系，最终使案件事实能够归属于相关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中。避免制定法规范的再解释是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愿景，也是案例指导制度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的重要缘由。作为成文法体制下司法案例使用的一种新形式，指导性案例若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就必须获得包括法律解释在内的法律方法要素的技术支持，而在指导案例编撰中充分运用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是增强指导性案例以案释法作用和提高案例参照效果的重要保障。内容提要：法律解释方法在司法裁判中承担着多重意义的功能，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必须依赖的关键技术要素。

(29)参见张保生：《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其中，就性质而言，司法裁判是法律解释的典型情境②，是法官面向个案事实行使审判权以裁断案件纠纷的作业，旨在探求法律规范的实际含义并使之与具体案件事实相衔接，以便正确适用法律和得出判决结论。

1.法律事实的判定 相对于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原初纠纷事实，被法院管辖和立案的事实必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查明和认定才能进行法律适用，最终作为裁判根据的案件事实是一种经过了法律评价和定性的案件事实。因此，对制定法意思的理解和说明可以从文本或案件两种角度去选择相应的法律解释路径，这恰是法律解释在个案裁判中具体运用的两个层次。所以，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形成、制作和表达裁判要点是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使用法律方法的技术规范，是遵循科学的案例编写方法的重要体现。从立法视角看，法律事实是立法者通过法律条文设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变化的客观情况，而对司法来说，只有确认了待判案件的事实具备法律事实的属性，才能足以按照法律规范的设定适用相应的法律效果。

二、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结构 从主体活动目的及其正当性角度看，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是一种有目的且致力实现目标正当性的实践。因此，指导性案例编撰要展现多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需要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方法，否则裁判理由会缺乏全面的说理和论证，降低法官研习和参照指导性案例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效果(43)。⑦与一般的解释不同，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是法官运用特有的思维与方法阐明并适用法律规范的活动。按照目前指导性案例制作的一般体例，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的运用集中落实在裁判理由的编辑与裁判要点的撰述之中。

由于法律解释的运用实际地表现为对具体解释方法的使用，每种具体解释方法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思维指向与实践价值，就指导性案例的不同释法类型来说，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具体解释方法的道理和方式必然有所差异。(54)See Brian Bix,Law,Language and legal Determinac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5. (55)参见王云清：《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

如果指导性案例仅限于促使法官对有关裁判要点的注意和适用，那么案例指导制度就只是一种授人以鱼的安排。(43)参见孙光宁：《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及其完善》，《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

其实，裁判要点必须是对生效判决中裁判理由的全面总结，裁判要点的撰述也需要切合判例纂辑的理念和范式，符合法律解释在解决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对接问题上的弥合方案。最高人民法院把全国法院的少数生效判决编撰成指导性案例，直接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些判决的示范性与典型性来规范和统一各级法院的法律适用。经典的法律方法论将其描述为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来回往返的图景，即法官要把规范和事实相互关照，在法律条文与案件之间循环审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二者的对应程度，使它们能够相互靠拢并建立起具有同一性的意义关系。由于指导性案例提供了解释法律规范的实例，法官就应当参照适用已经确定的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制度若要更好地统一司法理念和裁判标准，完善各具体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运用的章法或程式是值得尝试的创新之举。(二)法律含义的有意延伸与论理解释方法的运用 除了直接释明法律含义之外，通过对法律含义进行有意延伸以实现必要的规则补充，也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重要追求。

以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为例，再看指导性案例40号，判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工作场所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其对工作场所范围的扩大理解是从符合立法本意(目的)的层面阐述的。通常来说，法律解释的直接对象是以书面语言形式表述的法律条文，而在个案的法律适用场合，从对法律文本的阐释出发去说明案件事实，抑或从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出发去明晰法律文本，前者是用法律涵摄事实，而后者是将事实归摄于法律(19)，俨然都成为阐明法律规范实际含义的途径或方法。

由于指导性案例理当面向疑难案件才更具有意义，它必须为法律规范(包括由其确立的裁判规范)的详尽解释铺设有益的路径和供应实质的理由。(二)指导性案例编撰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 注重借鉴个案的司法经验，以既定的判决文本为载体，强调案件裁判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并以之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标，是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分享判例制度的重要特征。

(12)See Mark Jia,"Chinese Common Law? Guiding Cases and Judicial Reform",Harvard Law Review,Vol.129,No.8,2016,pp.2233-2234. (13)参见张志铭：《司法判例制度构建的法理基础》，《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不仅如此，从学界对指导性案例适用问题的讨论看，基本上也是围绕着法律解释的需求展开的，即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主要发生在需要对制定法规范施以法律解释的情形或场合，如法律规定歧义或不明确、法律存在漏缺、法律明显滞后或产生矛盾、出现新型或复杂案件以及应当根据法律原则裁判等(15)。

如此来说，无论是出于指导性案例自身通过社会学解释提出裁判理由的需要，还是出于案例指导运行过程对裁判社会效果的追求，指导性案例编撰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职是之故，司法判例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应以避免裁判规则和理由的再度解释为愿景。成文法制度下司法对法律的续造，更多是在制定法适用层面上对法律意思的创新性释明，可被视为借助案件裁判从事规则拓展并促使法律生长的活动。所以，指导性案例能够也确实在衍生规则，在认定指导性案例最基本的功能在于适用法律而非创造法律的同时，也应该坦诚其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意义上的规则生成作用，作为在具体个案场景中法律解释适用的结果，指导性案例是法律延伸或弥散意义上的法律续造的一种极为重要形态(42)。

换言之，法律事实的判定也是法律解释的目标和任务，它旨在阐明某特定事实为何能够被相关的法律规范所涵摄，昭示着司法发现和选择的法律为何可以适用于当下的个案。案例指导制度的持续深入发展，需要在指导性案例的编撰活动中认真贯彻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

从性质上说，指导性案例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管理的一种载体，而且在内容上必然是通过案例阐明和解释有关法律的具体含义及其适用准据。由于指导性案例都是经过有意制作而成的法律适用模板，如何根据作为母本的裁判文书编撰出具有良好品质的相应指导性案例，应当是案例指导制度建设必须时常面对的重要课题。

这也表明，解释法律不是为了澄清其字面意义，而是为判决寻找藏在法律规则中的正当理由。具体解释方法不仅是阐释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实际路径，而且它们也各自包含着不同的操作规则，因此不同解释方法的裁判运用也要遵循相应的步骤和程式。

就此可以说，以切合法律适用和案例指导的目标为依归，圆满地思考并改进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事宜，应该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工作认真贯彻的目的性准则，这也是指导性案例能够发挥规范性和权威性作用的重要缘由。从法律解释角度看，运用一定的法律方法对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有意延伸，以达至法律条款在特定案件情境中的创新性意义，需要借助论理解释的具体方法。因此，经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都是实存的具体事实，通过法律解释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评判与归属就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56)参见牟绿叶：《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

指导性案例来自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判事例，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裁判文书的完整构造，而且内容包含着裁判过程释法说理的全部要素。对此意味着仅借助文义解释及其论点很难获得完满的效果，融贯地运用多种具体解释方法才是实现裁判理由合理构建的优选思路。

(60)参见[德]卢卡斯·贝克：《方法论视角下的制定法解释》，钱炜江译，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9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每一种具体解释方法都有其相应的运作步骤和实施规则，它们构成了法律解释的准则和约束性条件⑨。

这类指导性案例是在既有法律规定不清晰、不明确并造成人们对法律适用理解争议较大的情况下，运用一定方法对法律含义进行有意延展或填补，使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得以合理确定，从而得出裁判结论。自概念法学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律适用理想破灭以来，人们越来越承认法律条款并非具有圆满性和确定性，法律的抽象性与概括性不可能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给予周密而详尽的规定，语言本身的缺陷或开放性也使得以语言为载体的法律总是不能得到严格且准确的表达。